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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夜城-第1部分

《不夜城》
  【日】驰星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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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: 驰星周
  译者: 刘名扬
  ISBN: 9789576437267
  页数: 449页
  定价: NT 320
  出版社: 台湾东贩
  出版年: 1998年6月1日
棒槌学堂 出品 【http://bcxt.shubao2.com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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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源:紫木听雨
  OCR:四条眉毛
  校对:四条眉毛
献给在黑暗中、银幕上
 耀眼过人的袁咏仪
  黑色梦中
  我去安睡
  ——窦唯《黑色梦中》
  1
  仿佛在通知人们酷热的夏天即将结束,星期六的歌舞伎町正下着连绵不断的小雨。我提着笨重的手提袋,从区役所大道朝向职安大道走着。因为每逢星期六,加上又下着雨,区役所大道上的人影比平常少了一半。狭窄的人行道被穿着迷你裙,伸出诱人双腿的女人与皮条客所占据,另外,还夹杂着一些中国人。偶尔也可以看到几张南美或中东的面孔。人行道上传来的,是几乎盖过日语的北京话或上海话,待客的计程车则沿着人行道旁排成一条长龙。
  我自皮条客或娼妓的手间穿过,在风林会馆前的十字路口左转,眼前是一条挤满大群学生的街道。走到街角卖水果的厢形车前再右转,我来到了充斥着韩国风味路边摊的区域。这时小鬼们烦人的吵闹声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阵阵香味与泡菜刺鼻的味道。在眼前的住商混合大楼门口,有几名眼神锐利的中国人站在那里把风。
  其中一个注意到我,用北京话喊道:“喂!健一,来晚啦!姑娘们等得都心烦喽!”
  “假如你说话非得这么大声的话,就给我滚回你的祖国去。”我瞪着这个小痞子,在他耳边说道。
  虽然元成贵可能不会为难我,但如果要我和这种家伙打交道,就非得请他好好调教调教不可。
  “紧张个什么劲嘛!这一带的日本人哪听得懂普通话?”
  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了?”我把脸凑到他眼前:“老子不就是个会讲北京话的日本人吗?”
  “健……健一先生是例外……”这家伙不敢正视我,想逃开似地抽开肩膀。
  “你给我搞清楚,这是工作,咱们可不是来玩的,这可是跟走钢索一样危险。就算日本人听不懂北京话,那北京人和福建来的呢?马来西亚人呢?你以为那些家伙听不懂你的臭上海腔吗?”
  这个小痞子用上海话发了几句牢骚,我马上伸出空着的手揪住他的头发,把他拉近。
  “有话说就给我用北京话讲。”我直盯着他的眼睛,冷冷地说。
  他那仿佛抹了层油膜的混浊双眼,逃避似地转动着,最后还是无助地望着我说道:“好啦好啦!我是因为在这鬼天气里站得太久,不太舒服罢了,保证不再犯啦!”
  “这才像话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,将手提袋交给一旁的另一个小弟。“里头是这次的货,早点拿去给姑娘们瞧瞧。”
  由提着手提袋的小弟带头,我们走进了大楼。
2
  带头的小弟打开了“红连”的门时,卡拉OK的清澈歌声立刻传到走道上来。几个眼尖的女孩子看到了我,马上撇下身边的客人站起来欢呼。听起来像是空着肚子的狗听到主人进门时的叫声。我向她们微笑挥手致意,在酒店最里面挑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。小弟们则朝反方向走进了职员室。
  点了根烟,我开始打量店里的情况。客人大约坐满一半,而且几乎都是日本人,这些油光满面的日本人正在和听不太懂日语的酒家小姐闲聊。
  在我正前方唱着卡拉OK的是李桂梅,这家店的三位妈妈桑之一。另外两位——王成香,黄秀红,则各自坐在熟客的桌边,她们三个人的个性截然不同,唯一的共通点,大概就是对金钱斤斤计较的态度吧!三位妈妈桑平均分摊店面的租金与管销费用,也都各自调教员工与小姐,就连薪水也是各给各的。换句话说,她们是在一家店面里,同时开了三家不同的酒家。黄秀红向客人说了些悄悄话后站起来,穿着开叉到臀部的旗袍扭着身子走过来。
  “你来晚了。”一口漂亮的京片子。
  秀红的日语说得也一样好,她的身份并不寻常,父亲是不久前失势的高干,她自己则是几年前从北京大学申请公费到东京大学留学的,之后就这样在新宿定了下来,除了和客人聊天以外,她平常是绝对不说日语的。
  尤其是和自己人交谈时,只讲上海话,也就是说,我并不是她所信赖的人。
  “外头下雨了嘛!”我随口敷衍着,并为秀红点上了烟。从我的眼角余光,可以看到小姐们陆续走进吧台旁只用一面薄窗遮掩的房间,没多久就听到她们发出像小孩一般的娇嗲声。
  这次我进的东西都是上等货,只是不知道是从哪间仓库里挖出来的。
  “我外甥想买台空调。”秀红用充满诱惑的眼神望着我说道。
  “夏天不是快过了?”
  “他夏天时回国了一趟,才刚回来没多久。”
  “可以出多少?”
  “五万圆。”
  没搞头,才五万圆,我根本就没兴趣。
  “我外甥住的公寓只有一个房间,用不着买大的,什么牌子都成。”
  我靠向沙发椅背,对着天花板猛然吐了一口烟,假如答应了这桩无聊的生意,铁定会血本无归。可是对我这种到处闲荡的人来说,在私底下维持和秀红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。
  “给我两星期吧!”我望着天花板说道,感到身旁的秀红松了一口气。
  “那就拜托你了,健一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就来找我吧!”
  听元成贵的情妇这么说,心里的感觉居然比想像中还要好。
  走进里面房间的小姐们又各自归位,喜滋滋地把新首饰戴在手指,手腕或脖子上。
  秀红噘着嘴说:“她们很快就会吵着要皮大衣了。”秀红把没抽几口的烟弄熄,用已经不再年轻,却也不显苍老的眼睛,望着开始应酬客人的小姐们。
  “没问题,只要她们肯付钱就好了。”
  刚才被我整过的小弟穿过挂帘走了进来,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的眼神,秀红站起身来说道:“轻松一下!我请客。”
  我本来又想脱口说出:“废话,那还用说。”
  不过我还是赶紧把话给吞了进去。
  “健一先生,这是今天的货款。”在我望着秀红诱人的后臀时,那个小弟战战兢兢地站在我面前,把一个咖啡色的信封交给了我。
  啐!信封里只有五十万左右,实在是够寒酸的。在今天的日本,五十万这点钱什么都做不成。可是对做我这种生意的人来说,女人提供的情报是不可或缺的,偶尔得用这种方法讨她们欢心。
  我从信封里抽出十张钞票,交给了这个小弟。
  小弟的脸色马上为之一亮。“谢谢您,健一先生。”
  我若无其事地挥挥手。并不是我要摆阔,而是在这种鬼天气里,不想一个人躲进窝里喝闷酒罢了。再怎么小气的黑货商,有时也得这样过过夜生活。
3
  又做了同样的梦。梦里刀光闪闪,有人皮开肉绽,血花四溅。移动电话响了,睡在我身边的女人翻了个身子,但我怎样都想不起她叫什么名字。我抓起扔在地上的上衣,从口袋里掏出电话。听筒里传来干干的女人声,说的是日语。
  “请问是刘先生吗?”电话就挂断了。
  没多久电话又响起。我啧了啧舌头,拿起电话。
  “是王先生介绍我来找您的,他说您或许可以帮忙。”这女人话说得很快,而且有点口音,但我听不出是哪里的人。
  我点了根烟,努力地想她说的是哪个姓王的。“哪个姓王的?”
  “元先生那里的……”
  歌舞伎町里姓王的满街都是。姓元的也不少,可是歌舞伎町里其中只有一个姓元的来头比谁都大,他就是元成贵。
  假如惹毛了这家伙,任谁在歌舞伎町都会混不下去。虽然不知道这女人所说的元是不是元成贵,总之先听完她的话再说。
  “接下去说。”
  “我这里有东西想卖给你。”
  我又啧了一下舌。我这部移动电话通常只有在歌舞伎町混的中国人才会打进来,现在听到的是日本人的声音,实在让我感到不安。这部电话并不是工作时用的,在侦探,勒索者,或者脑筋有问题的窃听狂,拼死命地窃取各种电波的环境里,用移动电话联络重要的事等于是大声呼叫大家来敲我一笔。
  “货呢?”
  “希望您能亲自过来看看。”
  我吸了口烟,默不作答。虽然有股强烈的不安,可是如果放过这个机会,又未免太可惜了。
  “明天下午三点行不行?”我说。
  假如见情况不妙,我打算跟踪她以查明她的身份。
  “嗯!好的。”
  “在风林会馆前面等我。”
  “你认得出我吗?我的发型是……”
  “我会认出来的。假如没有一个姓刘的家伙出现的话,你就当作没这回事。可是你叫什么名字?”在女人还在犹豫时,我先问道。
  “我叫夏美。”
  “那么,夏美小姐,明天见。”
4
  我挂掉电话。我把在床上沉睡中的女人扔下,离开了旅馆。
  手表上的时间是凌晨四点,是靖国大道与新宿大道成为乌鸦王国的时刻。听说聚集在这里觅食剩菜与呕吐物的乌鸦曾经攻击过行人,每次一想到这个,心里都会发毛。穿过职安大道,绕道KO-MA剧场后面,我来到了樱花大道。那家不怎么起眼的药房立在樱花大道的一角,招牌与窗上漆的字都已经斑驳褪色,根本看不出上面写些什么了,仿佛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在这里似的。我们——也就是我和其他以歌舞伎町为根据地的台湾人,只单纯的称家店为药房。
  我打开叽叽作响的门走进了药房,杨伟民透过厚厚的镜片看了我一眼,旋即又将目光转回报纸上。
  我大剌剌的走进店里,从透明的冰柜里拿出一瓶汉方的健康饮料,一口气把它喝光。
  “有什么新消息吗?”
  台湾流氓在新宿已经过气多时。因为现在在台湾赚钱比较容易,女人都回去了。再厉害的台湾黑道,在异国如果没女人也混不下去。有了充满活力的女人为他们准备金钱和藏身的窝,这些男人才能肆无忌惮地耍狠。本来在歌舞伎町的地下社会里连日本黑社会都分不到的甜头,就这样逐渐从台湾人之手转进其他中国黑帮的掌握。
  杨伟民是台湾人,虽然不是流氓,但是连当时很吃得开的台湾黑帮对他也十分尊重,这个在歌舞伎町里扎根已久的老人,早在流氓还没来这里以前,就已经组织了私人的警卫,所以,就算是流氓也不敢惹他。这情势到现在也没变;曾经有个搞不懂状况的北京混混来向杨伟民勒索保护费,结果当天就从歌舞伎町里消失。这件事马上就在新兴的黑道势力间传开,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找杨伟民的碴。每天晚上,各种情报都会流传到杨伟民这里:像是哪间酒家开了间麻将馆,或是福建帮的张三拼了老命在找上海帮的李四这一类的消息。杨伟民就是借由交换这类讯息,在整个中国圈子里——不管是黑或白——大卖他的人情。所以,每当我碰到没有把握的状况,就会到杨伟民这里来献殷勤。
  “不久前发现了一具尸体。”杨伟民仍旧盯着报纸,用流利的日语说道。在开口说话时,他那位于眼袋与脸颊的肌肉,因为松驰而颤抖着,三条深深的皱纹像猛禽的爪子似的浮现在他的眼角。
  “是谁?”我用日语问道。
  “不管在死前叫什么名字,现在都没意义了,不是吗?”杨伟民的眼珠子在镜片下骨碌碌地转动着。
  那混浊幽暗的双眼,使他看起来像是在深海里活了几百年的老鱼,而这条老鱼,见过无数的生死。总之,我点了个头。
  杨伟民的意思大概是,不过是一个和我们的圈子无关的日本人挂了而已,不必放在心上。
  “其他的呢?”我点着了烟,杨伟民像是驱鬼似的,用力挥手拂开烟雾,并用那对半死不活的鱼眼珠子瞪着我。
  杨伟民以前是个大烟枪,但是自从他被肺癌搞得生不如死之后,再也没有一个傻瓜敢在他身旁抽烟。只有我例外,因为杨伟民绝不会找我麻烦。
  “听说吴富春回来了。”
  我听了烟差点掉下来。感觉像胃里长了块大石头,把我的胃袋直往下扯。
  杨伟民一撇嘴角。露出一种“谁叫你不听老人言!”的表情。
  “事情还没了呢!元成贵可不会放着不管。”
  “根本没有人搞得清楚那家伙脑袋里想些什么,不过,健一,你应该知道吧?”
  我沉默地摇摇头,脑袋瓜里好像快要短路。那个叫夏美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已经够让我头痛的了,现在连富春都要来给我惹麻烦。刚才我还以为只是脚边开了个大窟窿,其实说不定我已经掉进这个无底洞里了。
  “听说是元成贵的手下看到他在附近游荡,元成贵气得眼睛都快喷火了。”杨伟民的口吻,好像在谈一只稀有动物的出没似的。
  吴富春是个神经有问题的小混混,而且是很难搞定的那种。
  一年前,福建帮给了吴富春一笔钱,叫他杀掉一个上海人;每一个在歌舞伎町混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家伙是元成贵的得力助手。就算是脑筋有点问题的家伙,也不敢把元成贵的心腹干掉。只有沉不住气的福建帮才会为了毒品买卖的纠纷,捅出这个大篓子。总而言之,福建帮计划了这桩傻事,只用区区几十万就想叫富春把人给做了。后来,元成贵的怒气超乎想像,而接替的钱波为了替元成贵泄愤,在歌舞伎町刮起了一阵旋风。做事不考虑后果的福建帮几乎被杀个精光,最后搞到街上的福建人都销声匿迹了。
  不过,富春却巧妙地逃过了元成贵的魔掌。有人说他跑到名古屋去了,也有人说他躲回老家去了,不过,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。
  “元成贵迟早会找上你的,你有什么打算?”杨伟民说着,视线又回到了报纸上。
  我没出声,只是吐了口烟,透过肮脏的玻璃望着窗外。
  “元成贵这家伙很难应付,说不定你在歌舞伎町会混不下去喔!”杨伟民的话让我回过头来,那声音就像是一个慈祥老人。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。“你就别再硬撑了,挑个自己人结婚吧!这样的话保证你不会有事。”
  我对着天花板吐了口烟,对他笑了一笑。“我的情况还不适合吧!下回见。”
  我转身背向杨伟民,伸手开门,窗上映着杨伟民小小的身影,他静静地摇摇头后,又让视线回到报纸上,相信现在他已经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5
  带我认识杨伟民的是我的老妈,不过正确说来,还是因为我老爸的缘故。我老爸是台湾人。老妈说他是个人渣,这我倒不予置评,因为老爸根本没回过几次家,而且在我懂事以前就挂了。
  总之,老妈对他根本没有好感,甚至可说是恨之入骨;而且,对透过老爸所看到的台湾人圈子也是憎恶有加。没想到因为老爸的死,老妈却得依靠这个台湾人圈子过活,这种讽刺应该会令她咬牙切齿吧!虽然老爸几乎不回家,但家用倒是没少给过。虽然详细的情况我没问过,但是记忆里好像没看见老妈上过班,所以应该是这样没错。那阵子我们住在初台的公寓,她只是从早到晚都在爬格子,写些自以为创作的东西。我偷偷看过几回,写在稿纸上的要不是批评老爸的恶言恶语,就是些下流的Se情故事,怎么看都只是她在打发时间罢了。我们每餐都上馆子;除了内衣以外,脏衣服也都送洗;只有偶尔想到时,才会打扫一下房间,所以房子总是脏乱不堪,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。老妈虽然靠恨之入骨的老爸的钱过日子,却彻底的放弃了生活。我的老爸死在大陆。听说是因为喝醉酒跟别人打架,肚子上挨了一刀才挂掉的,我们的生活费用一向仰赖老爸,所以老妈从此就没戏唱了。去大陆领回老爸的骨灰后没多久,老妈就开始找工作,可是从来没有自谋生计的老妈无法适应上班的生活,一直找不到工作。当时只觉得我们母子俩饿死只是迟早的问题。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,只得到了一个结论——老妈去向她恨到骨子里的台湾人圈子求援。她认为自己之所以会落得这种下场,都是因为这些无可救药的台湾人给她带来这些打击的缘故,加上她也认为他们有义务为身为半个台湾人的我尽点心力。
  在我十三岁那年,老妈提着两只皮箱,带着手抱特大号手提袋的我,搬离了初台,就这样找上了歌舞伎町的杨伟民。当时的杨伟民气色比现在好多了,身子也胖得不能再胖。他带着夸张的笑容迎接我们,他对老爸的死感到十分遗憾,还说老爸就像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,所以他也不会把我们当外人。当时杨伟民的药房就已经不太干净,所以我一时还搞不懂老妈为什么要来投靠这个脏药房的老板,但是没多久我就弄清楚了。杨伟民让老妈当上夜总会的妈妈桑,还给她一栋位于大久保的公寓。老妈只需每天在店里露几次脸,所有的业务都由店经理负责打点,我和老妈把行李搬进了大久保的公寓,当天就成为歌舞伎町的居民。简直就像魔术师的礼帽里,随时可以变出鸽子那么简单。过了几天,杨伟民找白天在歌舞伎町游荡的我谈话。他说我是他的孙子。
  “我们台湾人传统的观念,就是把亲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和你母亲现在都是我杨伟民家的人了。你母亲现在是我女儿,而你就是我的孙子。懂了吗?”
  “伯伯是说,我爸是你的儿子吗?”
  杨伟民听我这么说,笑着摇摇头。“血缘上是没什么关系。不过每个台湾人都把彼此当做同胞,就算没有血缘关系,我们也都吃一样的东西,说一样的话,来自同样的故乡。”
  “可是我不会说中国话呀!而且连台湾也没有去过。”
  “可是你的身体里流着台湾人的血,对不对?”
  说着,杨伟民就走进药房里,旋即拿出一本厚厚的书,是一本中文词典。
  “说来可悲,你母亲认为你爸爸负了她,所以恨透了我们台湾人。我身边有些人知道这件事,所以对你妈妈很没有好感。”
  我默默地凝视着杨伟民的脸孔,完全搞不清楚他在对我说些什么。
  “有时我对你们的照顾也会有疏失,你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时候保护母亲。假如你能在我这里站稳脚,就没有人敢再说你母亲的闲话了。所以,你一定得先学会说自己的母语才行。”
  我收下了那本中文词典。
  “有空的时候就来找我吧!我会教你说北京话,有空就自己翻翻这本词典。”
  “知道啦!”
  杨伟民眯着眼睛,搔了搔我的头发。“这才乖,健一。你的日本名字是高桥健一,可是你爸爸姓刘。以后有自己人问你叫什么名字,就说你叫刘健一吧!”
  杨伟民随手抓起一张纸,写上刘健一三个字,我马上被这三个字迷住了。这个以我不熟悉的北京话吟出来的名字,让我感到自己仿佛在一瞬间变成异国的居民。我本来只是个不起眼的可怜虫,在其他小孩子面前,只能拼命地隐瞒自己身上流着台湾人血液的事实,一心期望自己不要太引人瞩目。可是自从我获得了这个新名字之后,展现在我眼前的世界,就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。
  “伯伯,我会努力的。”
  “别叫我伯伯,叫我爷爷。”
  “知道了啦!爷爷。”
  那时,我高兴得想跳起来。可是,这一切都是个骗局。不仅是老妈,连我也没有成为杨伟民的亲信。我拼命学习北京话。因为我的努力,几个月后,我和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也比较能交谈了。可是这时我才发现,杨伟民的亲信在谈论不希望我听到的事时,会用台语闽南语。北京话和台语的差别,简直就像是英语和法语一样。可是我还是天真地认为杨伟民有天也会教我说台语。
  不过我学习台语的机会终究没有来临。
 6
  在东方大道的一角,24小时营业的超市斜对面,有一条小巷子,两旁被贩卖强精剂以招来嫖客的药房,以及黑帮经营的声色场所占据,好笑的是,这条小巷子叫做中央街——我开的店就在巷子里。这一栋战后盖的三层古老木造房屋,一楼是卖烤鸡串的,上面两层是我的店。虽然在烤鸡串店门口旁“加勒比海”的荧光招牌昭告着店名,但那扇过分坚固的铁门上不仅没有招牌,就连窗户也没有,只贴了一张朴素的牌子,上面写着会员制。被招牌吸引而来的醉汉在看到这张牌子时,多半就放弃了光顾的念头。这一带毕竟也算是非之地,再加上单凭加勒比海这块招牌,也看不出这究竟是家怎样的店,所以不是熟客是绝对不会上门的。
  我按下藏在门边的对讲机按钮,没多久就传来了志郎的声音:“马上开门。”同时也听到了电动门锁打开的金属声。
  我接手这家店后所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改装了这扇门。有了这扇厚重的铁门,就算是手持青龙刀的福建人要闹事,也别想闯进来,二楼窗外还装有一台可以监控大门附近的隐藏式摄影机。每当有人按对讲机时,我或志郎就可以透过监视器决定要不要开门。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,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掌握些许逃命的时间。
  我推开厚重的门,走上了楼梯。狭窄的楼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,如果有许多人想同时冲上来是不可能的。已被拆除的左侧墙壁,被改装成可以随时塌下来的置酒棚,若有不速之客驾临时,只要推倒棚上的莱姆酒瓶,再丢进一个打火机,问题就解决了。
  幽暗的店里,播放着震天响的拉丁舞曲,掩盖了攀爬时,老旧楼梯叽叽作响的声音。
  “早。”志郎坐在只能容纳二、三人的小吧台旁的高脚椅上,翻阅着一本杂志。那剃得短短的平头还是那么刺眼,穿在左边鼻孔与耳朵上的别针,在酒店的灯光下闪耀着七彩光芒。假如没看到他那死气沉沉的混浊双眼和黑眼袋,怎么也看不出他已经有三十好几了。
  志郎板着臭脸翻着杂志,我一看就明白了。因为坐在店里的两个客人是二丁目的店倒闭后,常在这里出现的人妖。志郎的心胸并不宽大,对人妖是打从心底讨厌。那两个紧贴在一起的人妖,身体好像要溶作一堆似的,呆滞的眼神漫无目的张望着。
  我用力嗅了一下,周遭闻不到烟味。
  微胖的人妖用假音——这在人妖的圈子里叫做哈士奇音——说道,手像漂浮的海藻似地挥舞着。比较瘦的那个只望了我一眼,马上又回到大麻药性发作的温柔乡里去了。
  “我不是说过不准有人在这里抽大麻吗?”我在志郎的身旁坐下时对他说道。“其他人平常吸些什么我可管不着,可是绝对不准给我带进店里。现在的小鬼随随便便就可以弄到毒品,可是他们只要被吓一吓,嘴巴可就封不住了。我可不想让这些小鬼借用我的店开个毒品派对,让条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找上门来。”
  “别闹了,不要立刻就怪到我的头上嘛!他们俩进来时,就已经是有气无力的了。健一先生既然不常露面,就请不要太唠叨。假如有其他客人会来的话,我非把这种臭人妖痛扁一顿不可。”志郎混浊的双眼虽然发红,但视线还十分尖锐,虽然今天说话时和平常一样夸张地伸长舌头,声音却很清楚。虽说伸出舌头发气音对庞克歌手来说,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技巧,但他把这种技术的磨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,搞得看的人都比他还累。
  因此,我常叫志郎说话时正经点,但他根本连理也不理。有一次我笑他这样看来像个智障,他却凶了回来,要我别再用这种带有歧视的口吻说话,否则他大不了辞职不干了。
  我伸手到吧台边,把伏特加倒进酒杯。“生意如何?”我把冰块扔进酒杯里后,看着志郎问道。
  志郎歪着头比了比人妖的方向,眼神显得十分不悦。加勒比海的来客人数的确是呈下降曲线,而对从晚上七点到天亮时,都得守着这家门可麻雀店的志郎来说,不满的情绪却是反比例上升。不过我早就对他说过,想走的话,随时可以辞职,所以我也只能让他发泄一下不满。
  “有谁打过电话来?”
  “有个奇怪的中国人打来,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。”
  我凝视着盛着伏特加的酒杯,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觉从胃里涌上来。
  “大概是个怎样的人?”
  “他问:健一在不在?日语说得烦透了,但还不至于听不懂。我回答说:他不在。他就突然用中国话鬼叫了起来………我懒得理他,就把电话给挂了。”
  是富春没错,那个混蛋真的回来了。我一口气喝光了伏特加,只觉得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
  我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——是恐惧。
  “出了什么事吗?”志郎看出了我的不安。
  “没什么,只是个脑筋有问题的中国人罢了。”我极力压抑住恐惧。虽然碰触着酒杯的手指微微颤抖着,但是并不很明显。
  “假如健一先生不再跟中国人打交道的话,客人应该会多一点。”志郎把视线转向前方,噘起了嘴。
  我并没有对客人表明过我和中国人圈子有不可分离的关系。一切的往来只是像漂浮在幽暗海面上的月光一样秘密地进行。根本就是志郎对客人们说我和中国人有来往的。
  “为了讨生活嘛!没办法。”我随口说道。假如每次都得理会这些话,那可就累人了。
  “认真地经营这家店不是很好吗?这里是日本,不和中国人打交道也活得下去啊!虽然健一先生或许是台湾人,但是不管怎么说,你不是在日本出生,有日本籍的吗?也算是个货真价实的日本人啊!”
  “是什么人还不都一样。”我笑着说,又把杯里的酒注满。
  虽然志郎已经算是不错的日本人了,但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。歌舞伎町就是歌舞伎町,并不是日本人观念里的日本。至少,日本人的法律在歌舞伎町是没什么意义的。条子对中国人的组织一无所知,就连日本黑道现在也在恐惧中度日。在歌舞伎町还只有台湾黑帮的时代,日本黑道还可以威风一下——因为条子还可以从他们那里掌握一些情报。可是后来台湾流氓发现回国钱比较好赚,纷纷打道回府之后,情况就改变了。在台湾人撤退之后,大陆,香港,还有马来西亚的家伙就大举进驻,日本黑道连上海人和香港人都分不清楚,和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杀人的家伙根本也无法沟通。就算是黑道也会怕死,他们已经习惯泡沫经济时期轻松的生活方式了,而新的法律更是让他们施展不开来。再过不久,夜晚支配歌舞伎町的法则,可能会变成中国人的法则吧!
  “我真搞不懂中国人在想些什么?实在让人讨厌。”
  “你喜欢的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嘛!其他的不管是中国人,韩国人,菲律宾人,泰国人,都让你看不顺眼。老实说,你对中南美洲的人也没有好感,对不对?你不说我也知道啦!你是个右派的庞克嘛!”
  “你这就太扯啦!不要把我跟那些家伙混为一谈。我可是反对天皇制度的,绝对不要把我当成右派。”志郎当然不是右派,只是个彻头彻尾的瘪三。他只不过是和其他的日本人一样,没学过如何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事物罢了。
  “知道啦!算我不好,关于那些中国人的事。我会考虑考虑的。”我说着站了起来。“不过你也别再说了。”
  “健一先生。”志郎也慌张地站起来。
  我还来不及问他有什么话要说,只见他嘴上浮现了撒娇似的笑容,用迷朦的眼神望着我。
  “我这个月手头有点紧,可不可以先施舍一点……”
  我每个月给的三十万圆薪水,志郎大都花在搞乐团和吃药上。第一次遇到他时,他告诉我吸毒是为了实践反社会的庞克精神。那天,他因吸食过量的强力胶而昏倒在我的店门口,是我收留他的。后来志郎就常来光顾。那时这家店还不叫加勒比海。在我接手前,这里是家播放爵士乐的酒吧,之所以会把店交给志郎,是因为他那句:“虽然我很喜欢健一先生,可是很讨厌中国人。”我喜欢他能把这句像电影对白似的话,说得那么稀松平常。
  我要求他不准放只会吸引小毛头上门的摇滚乐,当时他就建议:“那就放拉丁舞曲吧!旋律还不错。”这种见风转舵的个性很讨我喜欢。我一向喜欢没有原则的人,尤其是没有原则的日本人。
  我将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,掏出一堆皱皱的钞票,也没点就全塞进志郎的手里。
  “谢啦!”
  志郎的眼神仍是毫无光彩。在歌舞伎町走一圈,不知道会看到多少眼神像他这样的人。每一个吃软饭的半调子,都会有这种混杂着骄傲、自虐、翻脸不认人的复杂眼神。混合了靠中国人吃饭的自卑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自我辨护。他已经把自我辨护隐藏在内心深处,剩下的就只有屈辱感,而这种屈辱感轻易地就能转为憎恨。志郎现在正用着这种暗沉的憎恨眼神看着我。我本想叫他照照镜子。可是想想还是算了。
  “明天就拜托你了。”我改口丢下这句话,就迈步往酒店更里面走去。在里面还有一道楼梯,上去就是厕所,还有我的窝。
7
  加勒比海的三楼,有一间厕所,和一间约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。这房间是这一带还是红灯区时留下来的;以前的老板把这里当成仓库。我之所以会接手这家店,其实是为了这个房间。
  在以前看过的小说中,有个酒鬼侦探,就会在那个房间里呼呼大睡。当时还不太懂世事的我,对这个侦探有种几近嫉妒的感觉。
  在看到这个房间时,又让我想起了那遗忘已久的感觉。虽然这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感伤,倒还没有被人笑话过。再说,要我醉得不省人事也不容易,这房间纯粹只是让我休息的场所而已。
  一进房间,全身立刻被热气所笼罩,整件衬衫都因汗湿而贴在身上。我用手摸到灯泡,打开了开关。在灯泡的照耀下,房间里的摆设映入了我的眼帘。我眨着眼往房间一角的沙发上坐下。
  指尖仍然颤抖着,心跳也加速了。
  “富春回来了!”我望着自己的指尖脱口说道,感到死神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。
  我和富春有点相似。至少在我们俩体内流动的血都有一半是日本人的,另外一半则是中国人的——虽然我的是台湾人的——我们俩这点就像是兄弟一样,都希望能从自己所属的世界融入另一个世界,却也都被残酷地排除在外。这个相同点,使我们俩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铜板的正反面。
  富春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残留孤儿。曾经听说他户籍上的名字是坂本富雄,在一九八二年还是八三年,和他老爸、老妈、还有两个兄妹,靠他老妈残留孤儿的身份从大陆的吉林省回日本定居。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八九年的冬天。当时的他已经是个自暴自弃的人。
  我是在区役所大道旁的一家台湾酒店里碰到富春的。当时我像往常一样在销售宝石和衣物,富春则是一个人坐在吧台旁买醉,口中还不断在嘀咕着,而他那仿佛将要破坏所有进入他视线的东西的眼神,则漫无目的地到处游走。
  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我的脸上。我原以为又碰到什么麻烦事,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。富春眯着眼,用好似他乡遇故知的眼神看着我,并用北京话问我是不是中国人。我回答我是个混血儿。当时的情况就好像混在狼群中的两只野狗同志,敏感地察觉到彼此的存在。
  从那时起,我们俩就成了搭档。在从事危险的工作时,富春总是守在我身旁。富春的凶狠早已威名远播,只要我们不碍着别人——反正我一直只是认真在做生意,根本也碍不着谁——就没有人笨到敢招惹我。对失去杨伟民这个靠山的我来说,有了他,就好像是得到了强力的支柱;富春也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伙伴而获得了鼓舞。
  我们俩精力充沛地找事做,好像一停下来就会动弹不得似的。最常干的就是打劫“同胞”。每当我们盯上哪个中国的留学生,我都会先调查一番,确定不会有麻烦以后,就轮到富春上场。他会先把那可怜的猎物给揍一顿,再把钱包给拿回来。
  钱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,良家子弟的信用卡就是会下金蛋的鸡。每当富春抢到了钱包,我就会先刷卡尽量买下新干线的车票或飞机票。如果把这些票拿到金券屋(注:收购车票、礼券等的黑市)的话,大致可以换到八九成的现金。接下来,我就到几家百货公司,买下数量不至于让店员怀疑的童装。买童装是干这行的诀窍,假如买的是家电用品,迟早会被发现,但是没有人会对童装起疑。等个两三天后,我会叫已经联络好的女人,将这些衣服带回百货公司。我教她们说,这些衣服是小孩子生日时朋友送的礼物,但是孩子穿不合身,可否要求退款。大部分的百货公司根本懒得查,就把折合货款的商品礼券交到她们手里。
  当然,这些礼券就拿去金券屋折现。扣掉给这些女人的酬劳,剩下的就是我和富春的份了。我们俩四六分帐,他四我六。
  富春也知道在这世界上,动脑比用拳头来得重要,所以我们并没有抱怨过。
  我们算是对好搭档。虽然彼此除了工作之外,尽量避免碰面,但是富春的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,我是了如指掌。而他也从不过问我在盘算什么。一直走霉运的我,当时还以为自己是时来运转了。
  但是富春终于给我带来了困扰:他的暴力倾向超乎想像地开始爆发了。有一天,富春把一个猎物打死了。虽然根本不必搞得这么大,但是一旦开了杀戒,富春就变得嗜血如命。不管我怎么劝,他还是杀红了眼。后来条子追得紧了,我们只得避避风头。
  我用和富春一起作买卖时存的钱买下了这家店,为着等这阵暴风吹过。但富春可不同。他成了一个论件计酬的杀手,而且不管对象是中国人或日本人。似乎只要是能杀人,即使没钱收他都肯干。富春的心里好像失落了些什么,而剥夺这些东西的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。
  虽然富春常向人提起他在中国时的往事,但对来日本以后的事则几乎绝口不提。
  “我在日本念的第一所学校,简直就是狗屎。”
  只有一次,喝醉的富春向我提起往事。
  “我在那儿可被整惨了。他们说我明明是日本人为什么不会讲日语,又骂我臭气冲天什么的,叫我不服气的话,就说几句话来听听,每个家伙都一样,都是狗屎。所以我就说了,不过不是用日语,而是用这只拳头。”
  富春望着拳头出神,又继续说道:“当然,学校就请我走路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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